【康定七箭】孔占芳 | 斟满人性温情的《凹村》——读雍措的散文集《凹村》

（本文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本文作者：孔占芳）

阿来说：“当文学的眼睛聚光于人，聚光于人所构成的社会，聚光于人所造应的历史与现实，历史与现实生活才焕发出光彩与活力。也正是因为文学之力，某一地域的人类生存，才向世界显现并宣示了意义。”雍措正是通过她的散文，将四川康定这一地域人类的生活和生存向世界宣示了出来，显示了文学记录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雍措，藏族，四川康定人，凭借散文集《凹村》获得201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散文奖，是首位获得骏马奖散文类奖项的用汉语创作的藏族作家。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中，小说和诗歌的成就斐然，散文创作相对薄弱。这是因为藏族从小氤氲于格萨尔王传说、史诗、佛教故事，富于艺术才情和想象，擅长于故事叙事和直抒胸臆。散文文体要求真人真事、真情实感的纪实性和记事性，会局限想象力的舒展，因此藏族作家中致力于散文创作的作家并不多。康巴作家群书系中，出版的散文集有雍措的《凹村》、伊熙堪卓的《边地游吟》、青海的有梅卓的散文集《走马安多》《吉祥玉树》、久美多杰的散文集《久美多杰散文集》。雍措的散文集《凹村》能够脱颖而出，显示了她散文创作的功底与实绩。

《凹村》由77篇散文构建起一部自我成长史、一部村庄史，一个远在中国川西高原上偏僻的村落凹村，一群躬耕于四川康定高山峡谷狭长地带的普通民众生生不息的生活图景由此鲜活在人们的视野中。雍措以饱满的情感和清朗温馨的笔法赞美了养育自己的家乡，讴歌了凹村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朴素的仁慈精神与热爱家园的情怀。散文大多采用儿童叙事视角，运用大量拟人、比喻的修辞手法，在艺术上具有浓郁的“物叙事”特征，营造了一个感性的情趣世界。 

一、 一首凹村的赞歌

《凹村》是雍措献给家乡的赞歌，是她对胞衣之地真诚感恩的情愫。一个作家的诞生离不开故土的滋养，故乡是一个作家的摇篮。“谁不说俺家乡好”，其实是对家乡的一句情语，是一种文学的审美表达，但并不符合事实逻辑。正如雍措描写的凹村，实际上地处川西高原的峡谷间，山高沟深、土地狭窄而贫瘠，生活并不富裕，勤奋便成为农人们争取温饱的注脚。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于是，凹村有性格的风、凹村的年、凹村的花篮子背篓、凹村的一人一物、一桥一景都成了作者挽留童年、感悟人生的情感场域，或欢乐或忧愁或欣悦或孤独，在家乡的山水间一一展开，呈现了凹村真实的社会生活与时代镜像。

1. 一幅自足、安稳、温馨的凹村祥和图

散文集开篇《风过凹村》作者首先介绍了凹村的地理位置。凹村的左右都是山，最高的山叫硬板子山，山上“偶尔长些杂树杂草，不长草的地方。露出白花花的石板。”“凹村坐落在两坡之间，硬板子山下”。剥离作者满含喜爱凹村的“情话”，这就是凹村的真实面貌，夹在两山之间，土地贫瘠，植被稀疏，而且常年刮着或硬或软的风，强烈的紫外线，把凹村人的脸涂染成了一半黑红，一半鲜红的阴阳脸。而“我”家就在大渡河边的半山腰，“我在大渡河哗哗的流水声中诞生”，“大渡河流经狭窄的山谷，……站在峡谷深处，仰望，天空，在峡谷里，细得跟弦一线，轻轻一拨，就能和着云朵奏出美妙的声响。”（《那边山 这边山》）村里的“路很窄，除了人们说话的声音可以自由自在，相互遇见都得相互让着。”这并不是一个人类理想的栖息家园，而是生存十分艰苦的地方。可是在作者浓郁的热爱家乡的情愫下，凹村人生活的并不苦涩，反而十分自在。“硬板子山是凹村离天最近的山，活在高处，过着神仙的日子。”凹村的山和坡“在日子里和平共处了下来，显得和和睦睦，招其他山体的羡慕。”“有山体的呵护，凹村像宠儿一样，在期间活得安然，与世无争。”（《风过凹村》）若不是对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爱的深沉，这样的“情语”是很难孕育出来的。《风过凹村》也因此奠定了整个散文集的情感基调，以景语隐喻凹村人的性格，凹村人确实在物质并不富裕的大地上过着和睦安详、与世无争、神仙般的生活。

凹村的夏天，“这里成了太阳、月亮、星星常常聚会的地方。难得的场景，引来远方的鸟群，夜里，鸟儿鸣叫，河水潺潺，村庄像婴儿一样酣睡在峡谷里。太阳、月亮在白与昼的间隙里，缠缠绵绵，难分难舍。月亮害羞了，躲进单薄的云朵里，偷偷地注视着太阳。一颗从那边山头赶过来的流星溜进云朵里，拽出了月亮，月亮橘红色的脸蛋儿变得更加滋润。星星们笑了，云朵笑了。”（《那边山 这边山》） 而人们将晚饭端出来摆在路边的石头上吃成了百家饭。农闲时，换线的人来了，姑娘们从石缝里取出积攒的头发换取各色的线，缝制搭搭帕，“那高兴劲儿，像刚飞进林子的麻雀。”（《凹村记忆》）

《凹村》几乎就是对自己村庄的赞歌。“雨过后，村庄旖旎可爱，一条薄薄的带子缠绕在山腰，梨树上、桃树上传来鸟儿呼朋引伴的歌唱声，不一会儿，每家每户的屋顶上炊烟缓缓升起。远处，满月孩童的哭声从瓦房中传出，年轻的阿妈抱着孩子，在自家的羊圈旁和一群咩咩直叫的小绵羊逗趣。”就连日常被大多数人厌弃的风，对凹村却大有裨益，大受欢迎。“风从远方来的时候，玉米杆会笑，树林会笑，阿妈会笑，我脏兮兮的脸蛋儿，看着阿妈笑了。”（《凹村记忆》）

这种洋溢着祥和的气氛、处处欢声笑语的乡村记忆恰好与中国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农村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的时代气息相吻合，是出生于农村的作家的切身体会，是她童年幸福时光的留痕。“当改革的春风翻山越岭曲曲折折地吹到我们村子时，我们家分到了一头谁都羡眼的大公牛和平日里想都不敢想的一亩多土地，那种喜庆，那种措手不及的‘惊喜’哪怕是时隔多年后，年老的母亲也能记忆犹新。”（《又是一年樱桃红》）村里的农人、阿妈、阿爸，都在自己的责任田里辛勤耕耘。母亲说：“土地是长着心的，你对它好，它就会对你好。”“母亲全心全意地呵护，土地再也不生硬板结，它无言地默默地奉献着！”人与土地的交流倾注着爱心与爱惜，土地也奉献出黝黑鲜绿的蔬果枝叶加以回馈，秋末下种时，“一粒粒饱满的豌豆从她的手里迫不及待跳进坑里，母亲用小钉耙轻轻给它盖上泥土，像阿妈为孩子遮挡住寒风的威慑一样尽职尽责。……母亲的爱养育着我和姐姐，也养育着那块土地。”（《母亲的土地》）“土地是孕育生命的地方，阿妈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土地。浇水、施肥、播种、像母亲呵护子女一样，哺育着土地上的树木、粮食。”父母的辛苦让“我”家搬进新房子，“房屋是用石头砌成的，院坝很宽敞，上方种着几株葡萄树”，“房屋的四周栽满了樱桃树、核桃树、橘树……生活在这里，就像生活在一个果园里，每个季节都有新鲜的水果可以品尝。深深地爱着这个家，一步都不想离开。”（《阿妈的歌》）后来母亲在一亩多地里栽种了樱桃树来脱贫致富。四月“我”和姐姐负责采摘，母亲销售，供不应求。“母亲来来回回地奔波在市场和樱桃地里，似乎有许多使不完的劲，用不完的力。”“欢笑声、歌声像一个个快乐的音符，荡漾在四月的那片樱桃林里。”（《又是一年樱桃红》）

雍措用散文真实地记录下了自己家的幸福岁月，也是中国川西北大渡河畔山区在国家改革开放后普通百姓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寡言少语、老实实干，做起农活来有条有理的父亲，勤劳、聪慧、沉静、坚韧的母亲，慈爱、善良、养猪是一把好手的爷爷，父亲去世后给予我父爱般关怀的伯伯，因为离异反而成为养猪好手的鸡娃，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凹村的生活变化的杨二，让我们看到普通劳动人民身上蕴藏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努力改善生活的韧劲。

2. 一幅自然、拙朴、本真的凹村实景图

快乐和痛苦是生活的一体两面。凹村并不全是人性的温暖，“我”家也并不全是欢乐的时光，恰恰相反，映衬着那些欢乐的底色的是中国西部在改革开放前农村真实的贫困、病痛，教育、医疗的匮乏、科学知识的缺失。雍措笔下爷爷和父亲、表哥和邻居表叔病逝的痛苦令读者过目难忘。至亲的病逝撕开了雍措温馨美好童年的面纱，看到人生、生活狰狞的一面，尤其是父亲的离世，给年幼的雍措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危机，作者在很多篇散文里不断地回忆，不断地书写父亲的死因，用儿童叙事视角如实记录下凹村人对死亡的观念——因果报应。父亲的死是因为在梦中摔死了缠到脖子上的蛇，于是夜夜做梦爬山而累死的。凹村死得最慢和最痛苦的人是邻居表叔，“像给一个活人剥了几层皮，然后还用皮鞭抽这个可怜的人。”村人说，这都是孽，“表叔今生走错了一条路，他从最先的养马，变成了最后的屠杀马。”最后，像马一样死去。（《像马一样死去》）这看似证据确凿的因果报应，也出现令人困惑的情况。爷爷是善良的人，但“阿爷离开人世的时候，非常痛苦，足足一个星期喝不下水，吃不下饭。”（《漫过岁月的绿》）被病痛熬干了。而表哥才12岁，还来不及做让他得病屁股上长蛆而死的孽障。作者叙事这些死亡事件的时候，只做儿童视角的观察和描写、记录村人的观点，不置自己的看法，客观地记录了当时凹村对待死亡的观念，也看到村民得病不去医治的情况。

在教育方面，四川川西北地区由于生活条件太艰苦，留不住教师。《如果祈祷开放在白云里》缅怀了“我”首次任教生涯遇到的英年早逝的占追校长。“学校位于县城最远的乡，交通不畅，通讯就更显闭塞”。“第一次，为了艰苦哭泣，第一次在陌生人前泪流满面。”学校里来的老师就像走马灯似的，有的待不到一两个月，但这位“粗犷、直爽、热情，充满藏族味道的人”，竭尽他的全力给来的老师们带来欢乐。“也许他知道我们的悲伤，也许，在这穷乡僻壤，他怕我们孤独，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总爱给老师们讲好多的故事，有时我在想，他那脑子里到底储存着多少无穷无尽的故事呢？”中秋节，他孩子的生日，早晨他回聚少离多的家，下午却背着自己刚刚能扛得动的一大口袋新鲜蔬菜、瓜果月饼带给我们。用人情和人格魅力尽力让艰苦的地方留下人情的温暖。他洞察人性，也不强人所难，与县教育局协商，教学成绩第一的可以去县城学校任教，促进了教师们教学的积极性。“占追校长为人处世乐观平和，工作能力极强。”“我们学校作为最团结的学校在县上得到一致好评。”教学经验“由县电视台为媒介，作为全县推崇示范的榜样。”在教育的困境面前，人性的温情成为留住人心，促进教育的法宝。

生活的境遇，始终让雍措的眼光关注于民众的生活，关注于康定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她散文中的主角除了自己的至亲，都是她眼中所见，心中有所触动的最普通的民众，老人、打工者、哑巴、没腿的三妹儿等等底层生活的民众成为她注目的对象。《鸡娃养猪》《唐爪子的伤心事》《邻居》《彩虹桥边的老人》《溜溜小城中老去的人》《老二的摩托车》等等诸多篇什，真实地记录下最底层民众的生活和情感，成为时代的印记。

《邻居》写了她刚到城里租房住时的邻居四位邻居。房间都是不足五平方五平方米，“我”隔墙住着两位打工的老人，年龄在六十五至七十之间。一个驼背，俩人不是亲兄弟，却同睡“一张长约一米五，宽约一米的小床，床上破旧的棉絮从被套里漏出来，被子已经快分不清楚是什么颜色，被面上的花朵颓废地开放着。枕头是用塑料袋做成的，一边一个，里面装着他们换下的衣物。”（《同床共枕的“兄弟”》）他们早出晚归地挣生活，兄弟俩说：“只要手里不闲着，他们就高兴。”隆冬年关，由于结不了帐，他们回不了遥远的家，能找到清理河道垃圾的活，也非常开心。虽然，家有肺结核病的儿子，全家的经济收入全靠他在外打工做补贴，但驼背说他很有福气，因为年轻的时候水嫩的妻子看上他。还有卖菜的婆婆，从山沟沟里来当清洁工的张大姐，她们都有非常丰富的心灵世界，生活里有艰辛，内心里有温情。雍措用白描的手法描写出了生命的坚韧。

(作家：雍措）

雍措还透视了一些农村的社会现象。《心里的石头》刻画了被凹村人冠以“大肚（度）”的张三，其实内心里常年承受着像石头一样的重压，品尝着被村人架在道德的高杆上吃亏、忍辱、忍欺的心理苦涩，掘进到道德对人性的桎梏，对道德进行了一定反思：被道德绑架意味着老实人吃亏，奸诈之人得便宜。而这样的事情隔三差五地就会发生，张三心里不免隔三差五的隐隐作痛。但“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已经被别人挂得高高的东西，落下来总是一件丢人现眼的事情。”“张三为了那张脸，是把自己给赔进去了。”（第217页）这样的结尾，显示了作者清醒道德绑架人性的力量，作品有对现代人性的启蒙和警示的价值，非常难能可贵。

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的底色上，在雍措不动声色的感性描述中，我们看到人性中最本真的生命的力量，他们就像高原上的雪莲花，在严苛的环境里坚韧地绽放自己的生命之花，自然、本真、甚至拙朴，但他们身上蕴藏着中国普通民众特有的人性温暖的光芒。

二、一幅凹村的风俗画

雍措在《凹村》中描写了康定许多宗教祭祀风俗，如祭祀家神、过年的祭祀等等，这是苯教祭祀文化的遗存，是苯教生态思想的反映。比如，《不结果的树》中描写了母亲将家里第一年橘树挂的果，全部祭祀给家神，不让孩子们吃的情景。“堂屋里阿妈在家神前点了油灯，三根香插在一块洋芋上。……可点灯烧香是初一十五的事儿，今天不是初一十五。‘初年的东西，先得由家神尝，没有家神菩萨的保佑，我们哪能过得如此太平。’阿妈说着，拿来盘子，将兜里的橘子装进盘子里，供在家神面前”。从这段文字中看到，在四川康定地区，藏族家家有家神，并对家神进行定期的祭祀。仪式虽然简陋，但对家神的感恩、恭敬与敬畏发自真诚的内心。散文中也记载下苯教通过语言禁忌影响到小孩的心理和思维。等了一年的孩子们忍不住想吃橘子。阿妈说，如果小孩吃了，肚子里会长出橘树。这样的禁忌对孩子们的威慑力是很大的，孩子们终于没有伸手去拿家神的供品，第二年才吃上酸甜的橘子。初年的东西不让孩子们吃不知是否有科学依据，但在先民时期，这应该是一种病理检验行为，是远古时代试吃经验的遗存，目的是保存种族繁衍。

苯教用禁忌的方式内生性地注入了感恩、尊重、敬畏的思维与情感，从心理上保证了人的行为与精神的一致性。恰恰就是这种实践性传承方式千百年来形成了藏族的民族习惯、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对生态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也是生态思想得以传承的重要途径。它诞生于藏民族早期对自然力量的不解，承续至今，形成藏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宗教习惯，代代相传，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依然不会改变藏族人对生态的保护意识。

藏文化中的生态环保思想以宗教信仰的内生驱动力为精神内核，具有自愿性、牢固性、持久性的特征，而且在佛教轮回转世思想的影响下，不断有印证危害动植物生态而遭到自然惩罚的现实案例出现，循环印证宗教训诫的正确性，生态环保得以长久维护。例如，雍措的散文《蛇》中记述了全村人将她的父亲的死因是杀了村里本来就不杀的蛇的原因，从此更加敬畏蛇，蛇就在村里愈加繁衍生息。因为有这样的因果逻辑和生活中各种不解之谜，苯教保护生态的思想成为信众思考世界的方式，环境保护意识在藏族中非常浓厚，这些观念自然也流淌在文学作品中，成为当代藏族作家的生态文学作品。

同样，在雍措的散文中，村民对“家神”的宽容态度，也昭示了苯教对待不如意之事的宗教心理——宽容精神的建构。按理，家神的存在是凹村人在遇到困难时获得解决的方法，祈祷平安的，但不灵验的时候居多。有一年春天，暴雨连续下个不停。“凹村人开始每家每户在家神上点灯上香，盼望着凹村每家每户的家神聚集在一起，想想办法。……或许家神也没想出办法……凹村人不怪家神，毕竟是天那么大的事情，办不成，大家情有可原。雨整整下了两个月。大沟里涨了泥石流，冲走了庄稼，斜坡垮了。……天还是补上了，凹村人愿意相信是家神花了很长时间补上了天。为了犒劳家神，太阳露出笑脸的那天，家家点上了香和油灯。”（《不结果的树》） 可见，家神的决定性的价值意义不再是为民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而在于给予心理上的安慰，即给予了以宽容的心态对待问题、解决问题的借鉴和启示，培养了他们宽以待人的处事方式。这样的心态逐渐会迁移到日常琐事，比如，我家的橘子成熟后，免不得有村里的孩子越墙来偷食，阿妈阿爸却不管：“吃吧，满树的果子，我们也吃不完，分给他们吃些，免得他们馋着。”这种宽容与大度的态度就像理解家神的办事能力是一样的，知道在某些事情上神力也有局限，何况是人力呢，从而认可人力的有限，懂得敬畏，懂得人毕竟还是渺小的，需要神的帮助，即需要与大自然合作，敬重自然。因此，像家神等神的存在的价值是对凹村人心理的巨大慰藉和宽容心态的培植，宗教信仰的力量对人性向善的指引意义也在于此。

《过年谣》里，记载了从初一到二十动植物“过年”的祭祀，“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豆、十麦、十六鼠、二十风。”与中原文化过年的习俗相异的是对豆、麦、鼠、风的祭祀，尤其是对鼠、风的祭祀是很独特的。鼠对农作物有危害，祭祀是以禁忌的形式：不能下地干活，否则来年会有鼠害，凹村人采取了敬畏的方式。祭风则是烟祭，在门外或者在锅灶里熏上烟子，看烟飘的是否顺风，祈祷来年没有风灾。

《年疙瘩》也记载下凹村人非常独特的过年方式。将深山老林里废弃的大树的根部即年疙瘩在腊月里挖出来，运送到公社院坝里晾晒，媲美一凡，展示男人们的气概，然后在二十九拉回家中，三十经过一些仪式烧年疙瘩，昼夜不熄，直到燃尽。

雍措的散文中关注到的各种动物，其中大多数动物因为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都成为生态环保的对象。比如，房屋里来偷吃妈妈悬挂在屋梁上腊肉的麻雀。按照常理，毫无疑问，麻雀应该被驱赶，可是，妈妈却说：“那就让肉挂着，免得它们去吃别人家的庄稼。”正当读者为阿妈如此高境界的话语震撼的时候，作者将“妈妈”拉下道德的神坛。“我们都知道，阿妈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喇嘛的占卜，她期盼着那群麻雀中，会有一只是阿爸的转世……或许，就是那只脖子上带着项链的麻雀。”原来，阿妈并没有那么伟大，她是有自己的私心。但正是这一笔补叙，写出了佛教影响民众心理从而不自觉地形成生态环保理念和行为的过程。“阿爸去世的时候，喇嘛占卜说，阿爸在阴阳转世中，首先会变成鸟。不管真假，我们都相信，于是，一家人对鸟特别亲近。”

同样，我家毕恭毕敬地善待蛇，也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与阿爸的转世有关，不仅如此，对待蛇的善意不仅仅是“我”家人对父亲的怀念，也是全村人亘古以来对待蛇的仁慈，是全村人的信仰。“凹村人有句关于蛇的老话：上门的蛇，上门的亲。意思是蛇到家中，就应该像亲人一样善待。正是这个原因，田地里的蛇越来越多，越来越肆意。”就是有了手机的年代，妈妈有次打电话告诉我们她刚刚送走了一位尊贵的客人——蛇。“阿妈说，她一觉醒来的时候，那条蛇蜷缩在床边，呼呼大睡着。那睡觉死沉的样子，特像阿爸。阿妈在火盆里烧了几样阿爸生前爱吃的东西，找来纸钱点燃，通白一番后，蛇慢慢地爬向窗户，从石砌的墙壁上，离开了。阿妈一直注视着蛇离开的方向，那是一条通往阿爸坟茔的路。时隔多年，家里来的蛇不下树十条，阿妈一直用最高尚的礼节送走它们。蛇不知到从什么时候开始，已成为我们牵挂的动物。也许是因为我们在意识中往往把它和亲人联系在一起，所以，更多的时候，蛇在我心里渐渐成了某种牵挂，或是怀念。”这是《蛇》记录下的凹村人对待蛇的善意与仁慈，不难看出，与蛇的这种“和平共处”是凹村人心理上对蛇的敬畏形成的。

佛教对生态环保的作用，正是通过佛教轮回转世的思想与每一个人的亲人联系在一起，人与自然就形成了一个相互关照、相互依存的和谐的生态系统。我们看到，一种思想，只有在与人的最根本的利益与最挚爱的亲情联系在一起，才能激发出主动性，形成內驱力，牵引出善与爱的人性之光，照亮人内心的世界，从而建构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态环保理念就是这样深入人心的，而和谐的世界也是这样建构起来的，晕染出一幅青藏高原上藏民族和谐美好的风俗图。

三、一帧童真酵酿的审美世界

《凹村》大部分散文清朗温润，大量拟人、比喻修辞手法的使用，将读者带领到一个感性的情趣世界，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色和“物叙事”的特色；儿童叙事视角的多用，也使散文具有了童话般童真的情趣。呈现出凹村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朴素的仁慈精神与热爱家园的情怀。

雍措的散文《风过凹村》开篇写凹村的地理面貌，看似写景，实则全是情语。她将自然人格化，人与自然不分彼此。

硬板子山偶尔长些杂树杂草，不长草的地方，露出白花花的石板。上了年级的人说，这山老了，患上了白癜风。不管是不是得了白癜风，硬板子山是凹村离天最近的山，或在高处，过着神仙的日子。

凹村坐落在两坡之间，硬板子山之下，既像硬板子山孕育的种，又像两坡中生长出的苗。但归结起来，坡和山本身就是连体，断胳膊断腿的事情，说出去、看上去都是不好。我想坡和山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在日子里和平共处下来，显得和和睦睦，招其他山体的羡慕。

有山体的呵护，凹村像宠儿一样，在其间活得安然，与世无争。

……

凹村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没有说到位的，你再去问问每天镶嵌在天上的云朵，星星、月亮、太阳，它们无事可做，观察得一定比我细微。

凹村的风是有性格的，高兴的时候从东坡来，不高兴的时候往右坡来，特别憋屈的时候，从硬板子山来，顺便捎带些小石子下山。

（《凹村的风》）

村里老人将荒山与患白癜风人并举，不仅因为外在形象上的相似，更是在内心里人与自然浑然一体，没有主客体之分，是精神肌理上的完全认同。而作者也将高处的山人格化，过着神仙的日子，完全与自然融为一体，散文开笔就形成一个有情有意的世界。接下来，则全部是她对凹村的情话，和平共处、和和睦睦、羡慕、宠儿、活得安然、与世无争，日月星辰在观察、风有性格，这些词儿将自然完全主体化，形成一个“物自在”的世界，而“你去问天上的云朵”等语言，将人与物的关系建构在平等和谐的世界中，构成物我合一的精神世界， 一个温馨暖人的家园活脱在目前。如果没有对凹村的极度的稔熟和喜爱，是激发不出这种情语的。

王蒙在《一堂好课》中说，“文学是对世界的命名与修辞，将世界人化。”“因为我爱这世界，我给世界写了一封又一封的情书。”雍措的《凹村》何尝不是对凹村、对这个世界的情书呢。在这封情书里，自然万物自足自在，甚至自然要高于人的意志而存在。它们有自己的意识和主见，主宰着自然界，人也成为物主宰的一部分，静观物的生命活力，形成了“物叙事”的世界。雍措稔熟“物叙事”手法，她能随手拈来，让《凹村》成为“物自在”的世界。比如，她写阳光，“阳光透过窗户，安然地躺在地板上，像熟睡的婴儿一样乖巧。” 她写麻雀，“这只小麻雀，活是一只静不下来的调皮蛋，看见另外一只玩得欢，扔下嘴里的头发，跳着向那只麻雀跑去。”“那只脖子上戴着项链的小调皮，飞到镜子面前，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左看看，右瞧瞧，臭美着。”（《滑落到地上的日子》）麻雀们的自在的觅食场景，在“我”不忍打扰的善意中全景呈现，它们那么活泼可爱、无拘无束，是自由自在生命的唱响。她写花篮子背篓里“那金黄的玉米包挤红了脸，就快钻出篓眼；那麦穗上下摇晃着脑袋，东瞧瞧，西瞅瞅；那水果在里面你挤挤我，我亲亲你；还有你，在花篮子背篓里不听话，蹦蹦跳跳，活像一只野兔子。”（《花篮子背篓》）她写高原上的海子，“海子的睫毛是碧绿的小草，春天和夏天的时候还有格桑花的装点，海子的眼珠变化多端，有时是星星，有时是月亮，有时是太阳，有时是云朵，调皮的时候，它还用五彩斑斓的彩虹装点自己。”“海子为高原而生，为一切洁净的灵魂而存。”（《流淌在生命里的水》）她写高原的风是秋天农人必不可少的劳动伴侣。先是“风吹熟了庄稼，在收割的骄阳下吹凉农人的汗珠和热气，吹得麦浪欢蹦起来，相互间发出哧哧的笑声。农人还借着风用簸箕分离谷壳。”风还成为解决邻里关系的榜样。“仇人张娘和二蛋子家烟囱里冒出的青烟，亲亲热热地搅在一起，两家还全然不知。”将人之间不和谐的关系放在大自然和谐的旋律中，胸襟忽然洞开，什么都如过眼烟云，人需要从大自然中借鉴学习的很多。而这样的“物叙事”描摹在用汉语创作的藏族作家中也比比皆是，在此不再赘叙。

雍措的散文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气息，为人耳目一新，个中原因，是在当代中国当代文学寻找智性、理性、逻辑性的世界里，突然绽放出一朵充满情趣的感性世界，唤醒人的感性世界，让久已迟钝的感觉器官复活、打开，闻到新翻的清香的泥土气息，听到大渡河水汹涌激荡的欢唱，看见满树的梨花、樱花、桃花，满院墙橘红色的指头花，尝到香甜的橘子、桃子、梨子、葡萄和樱桃，感觉人在天地间自由舒畅的呼吸。

雍措的散文在艺术上具有浓郁的“物叙事”特征，呈现客观事物的审美化倾向。其原因有二。一是“离开”产生的审美观照，即距离产生美。雍措在家乡长大，因工作离开家乡。“我离开凹村快十年了，快记不起凹村的很多事情。”当杨二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我知道了凹村的很多事情”，“我似乎回到了凹村。”（《凹村杨二》）凹村在“我”的记忆里复活，而复活的凹村已经带上“我”的思念，斟满了“我”的感恩情怀，“我”开始了对凹村的审美观照。

恰好雍措成长的凹村带着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渐富起来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时代气息，这种精神气质只要是切身感受、亲身体验过的，在记忆中是难以磨灭的。那种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日渐摆脱贫困，逐渐获得有尊严的生活的经验，也沉淀为希望永存的精神家园，成为日后抗击困苦艰难的强大精神内驱力，成为人生向上向好的信仰的力量。这种昂扬、向上、乐观、进取的时代精神气质反应了国家整体向上的精神面貌。雍措将这种精神气质通过“离开”后的回忆进行了审美呈现，洋溢在作品中的诸多的“欢笑”、“笑声”是时代赋予的精神气质，是一代人对乡村的最美好的记忆，美好到不愿意醒来，雍措尤其如是。

《凹村》几乎整部作品都以儿童叙事视角叙述凹村的人和事，作品中大量比喻、拟人的修辞让凹村氤氲在童话般的世界里。以儿童的叙事视角观察现实的凹村，有利于发现事件的本质，也有利于展开合理的想象，因为儿童的世界就是主客体合一的灵智的世界。这是雍措采用的散文叙事策略，很好地形成了散文小说化的倾向，使散文与小说的文体模糊化，清晰出来的是人性的本质特征。

作者似乎不愿从那个美好的时代里回神。一旦回神，就会发现那个曾经那么朝气蓬勃的乡村被城市的硬冷逼仄抽空，成为空心村，那个时代如杨二般勤劳勇敢充满韧劲的乡村建设者渐行渐远，“埋在东坡上，那里能看见凹村。”（《凹村杨二》）

在中国有许许多多像雍措一样，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在改革开放后热火朝天的农村，他们带着对知识、城市、现代化的强烈渴望，借着高考的东风，农转非，跳离了农村，努力打拼，与城里的原住民一起成为了城里人。应该说他们是农村里的“成功人士”，他们应该有话语权来书写自己成功的人生经历，来讴歌养育自己的农村，来抒写那段中国农人的辉煌历史。但实际上，这一代成为知识分子的农民的子孙们面对曾经养育过自己的农村，没有发出自己的赞美之声。经济的高速发展，房子、车子、票子步步紧逼，农民的子孙们在城里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需要日夜辛劳。“这么多年，我一直没空回凹村，我认为这座城市离不开我，工作离不开我，城里钢筋水泥的铸成的家离不开我。为了这些，我舍不得离开这座城市。”（《凹村杨二》）但面对乡村土地上日渐老去的祖父辈，他们又无力承诺给亲人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内心充满愧疚。他们集体失语了。

在这样的背景中，雍措以儿童的视角回忆起那个朝气蓬勃的农村，那个截然不同于城市文明的凹村温暖，发出了她自己的声音，也是源于对乡村的重新审视和认知。“我满以为，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这座城市，会想念我，单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无法运转，我临街的房屋会孤单。一切都错了，他们没有我，依然活得逍遥，或许还会更清净些。”“我”希望“忘记这座城市，只记得凹村。凹村才是我的家。”（《凹村杨二》）和雍措一样，农村的子孙们竭力想成为城市人，但最终在精神上回归了乡村，成为精神上的回乡人。凹村因为雍措精神回乡的审美观照，在文学中被点亮，成为难得的乡村历史的珍贵记忆。

  二是从小倍感孤独培养的敏锐的审美感受力。作家对客观世界的审美感受力定作品的艺术品质，对爱和美的世界的渴望和感受是文学产生的沃土。如上所述，雍措的人生中，其实有很多感受孤独的时光。父母下田劳作的时候，她被关在家里独处，又过早地失去了父爱，上学、上班产生更多孤独和思念的空间和时间，无意中强化着她对生活的观察能力和客观世界主观化的审美感受能力。例如，有些散文她以“幺幺”为潜在的倾听对象，这有利于进行叙述空间的自由转换和评价外，也是独处时内心交流自语的一种方式。家乡自然风景的陶冶，也孕育了雍措敏锐的艺术感受力，让她将那份心中的爱用诗化的语言娓娓道来，铸成一部充满抒情气息的语言艺术的世界。

结语

《凹村》是雍措说给家乡的情话，她用蘸满爱意的语言描绘着川西北的山水和风土人情，给读者营造出一个有情有义的感性世界，看到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勤劳、坚韧的民众的精神肌理和他们经营的祥和的家园。凹村因为雍措的文学书写而被照亮，《凹村》也因大量描写川西大渡河畔藏族的农耕生产方式和苯教生活方式而独具特色，扩展了藏族生活的文学地域。阿来说，“在一片曾经蒙昧许久的土地，文学是大道，而不是一门小小的技艺。”雍措散文书写的意义正在于此。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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